苏轼：我不是“药神”
北宋文豪苏轼是出了名的“斜杠青年”，他的主业是公务员，爱好写诗词、做文章。当然了，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份，比如知名美食家、书画家、水利专家等等。其实，他还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“非知名医生”。
没事最好别吃药
苏轼闲来无事，就喜欢钻研医学，对《伤寒论》《千金要方》等医学典籍都有很深的研究，对于用药也有着自己的心得：是药三分毒，没事最好别吃药。他曾经表过态：“药石可以伐病，而不可以养生。”药是用来治病的，不是用来养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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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有个叫张鹗的朋友，听说他对于养生颇有研究，便向他讨教养生法门。苏东坡说：“我在《战国策》中看到一个古方，很有效果，现在写给你吧。”说完，便写下了四味“药”：一曰无事以当贵，二曰早寝以当富，三曰安步以当车，四曰晚食以当肉。
所谓“无事以当贵”，就是为人处世要淡泊名利，不要太在乎荣辱得失；“早寝以当富”，指的是早睡早起，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；“安步以当车”，指的是用步行代替车马，即锻炼身体；“晚食以当肉”，指的饮食上，避免暴饮暴食，不要贪嘴。总结出来其实就是：摆好心态、早睡早起、适度锻炼、合理饮食，直到现在，这也可以称得上是最佳的养生方略。
此外，苏东坡对气功强身却病也有很深入的研究，他曾经详细介绍过自己的气功养生之法，还提到：“但累积百余日，功用不可量。比之服药，其效百倍。”就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，药物并不能用于养生，所以没事请不要吃药：“善养生者，不过慎饮食起居，节声色而已，养慎于未病之前，而服药于已病之后。”
但人总是难免会生病的，所以就需要“服药于已病之后”了，这时候还是需要药物辅助治疗的。所以，苏轼除了研究养生，免不了要钻研药理，在药物的研究方面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。作为一名文学家，他还擅长运用诗歌来吟咏药材。比如当时民间喜欢喝黄芪粥，东坡自己也曾在生病初愈后喝黄芪粥进补，于是他便写道：“白发欹簪羞彩胜，黄耆煮粥荐春盘。”（黄耆也就是黄芪）。
此外，苏轼还养成了一个别样的爱好——搜集药方。朋友告诉他的、宫廷里流传的、民间流行的药方，他都会记录下来。而且，他还乐于分享药方。苏轼早年担任凤翔签书判官的时候，看到当地缺医少药，便将自己在京城抄录的太医院《简要济众方》全部重新抄写出来并张贴公布，让当地百姓在身体不适时能够对症用药。
宋神宗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苏东坡因为“乌台诗案”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他在黄州听说当时的天文学家苏颂坠马受伤，立即抄录了家传秘方“接骨丹”托人带给苏颂。当时的黄冈县令周孝孙“暴得重膇疾”，苏轼便将从道人徐问真那儿得到的“汲引法”传授给周孝孙，结果他“七日而愈”。所谓的“汲引法”，其实是一种“自踵至顶，吸气循经运行”的气功疗法。
神药“圣散子”
在众多的药方当中，有一剂药方最令苏轼信赖。话说苏轼有一个老乡叫巢谷，此人熟读经书，和苏轼是好朋友。后来巢谷因为犯了事，只能隐姓埋名流亡他乡，直到朝廷大赦天下，他才敢现身，而且不远万里来投奔苏轼。苏轼当时也很拮据，但还是让巢谷担任家庭教师。
巢谷有一剂“圣散子”药方，这个药方对于治疗部分疾病疗效明显。他知道苏轼喜欢收集药方子，作为至交，便将这个方子告诉了苏轼，而且要他对着江水发誓，不得将这个方子透露给任何人。苏轼自然发了誓，可巢谷返乡后没多久，黄州便暴发了瘟疫。在拯救生命和保守誓言之间，苏轼最终还是选择了拯救生命。于是，他将“圣散子”公布了出来，没想到这个方子对治疗当时的瘟疫有奇效，不久之后，黄州便从瘟疫的阴霾中走了出来。
为了更好地推广“圣散子”，以便可以救助更多有需要的人，苏轼还将这个方子交给了当时的名医庞安时。后来，庞安时编著了一本《伤寒总病论》，并将“圣散子”药方收入书中，苏东坡还特地为此作了一篇《圣散子叙》，极致赞扬了这个神奇的药方：“凡阴阳二毒，男女相易，状至危急者，连饮数剂，即汗出气通……时疫流行，平旦辄煮一釜，不问老少良贱，各饮一大盏，则时气不入其门。平居无事，空腹一服，则饮食快美，百疾不生，真济世之具，家之宝也。”而且他还提到了黄州瘟疫时因此药方的存在，“所全活至不可数”。
后来，苏轼履职杭州，当时苏杭一带瘟疫肆虐，“圣散子”再次大显神威。为此，苏轼还写了一篇《圣散子后叙》，其中提到：“去年春，杭之民病，得此药全活者，不可胜数。”更关键的是，“圣散子”的成本还很便宜：“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”，也许正因为如此，苏轼对于“圣散子”的疗效才有些迷信。此外，他又从杭州府经费中专门拨款，并将自己多年积攒的五十两黄金捐赠了出来，在杭州的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，起名叫“安乐坊”，这也成为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。
苏轼将“圣散子”的药方公之于众，作为药方知识产权人的巢谷是否生气了呢？答案是没有。毕竟医者仁心，与个人利益相比，治病救人、匡时济世才是医之大者。后来苏轼被贬海南，弟弟苏辙也被贬岭南，士大夫们都对他们兄弟俩避之不及，不敢与之交往。当时的巢谷已经七十三岁的高龄，他听说苏家兄弟遇到困难之后，特地从老家眉山步行赶往岭南，在循州（今属广东）见到苏辙后，他还想跨过大海，去看望苏东坡。遗憾的是，巢谷坐船经过新会时，被强盗抢了行李，在追捕强盗的过程中，年迈的巢谷一病不起，最后客死他乡。
“圣散子”并非包治百病
虽然苏轼将“圣散子”当作神药，可神药也并不一定能保万全。苏轼被贬惠州的时候，他的侍妾王朝云感染上了瘴疫，最终病逝，苏轼悲伤地说道：“驻景恨无千岁药。”要是世间还有什么灵丹妙药就好了。
北宋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，身在海南的苏轼遇赦北还，五月下旬来到常州。此时天气炎热，六十多岁的苏东坡一直住在船上，他经常光着膀子坐在船头，又喝了许多冷水，开始拉肚子。后世学者认为这些都是“暑毒”的症状，本当服清热解暑之剂，但苏轼素来喜服温补之药，于是想到了用黄芪等药熬粥服食。此外，因为肠胃功能比较弱，本应该清淡饮食，但当时的书法家米芾正好在当地任职，强烈邀请苏轼来家里做客，苏轼盛情难却，于是赴了米芾的盛宴，暴饮暴食导致病情加重。后来，苏轼还服用了麦门冬饮子，可是病情却一直没有好转，最终于农历七月病逝。
后世医家对苏轼的死因也做过许多分析，比如清人陆以湉在《冷庐医话》中分析道：士大夫不知医，遇疾每为俗工所误，又有喜谈医事，研究不精，孟浪服药以自误。如苏文忠公事，可惋叹焉——病署饮冷暴下，不宜服黄，迨误服之。胸胀热壅，牙血泛溢，又不宜服人参、麦门冬。噫！此岂非为补药所误耶？
至于苏轼最信赖的“圣散子”，后来也“闯出了大祸”。两宋之际的叶梦得在《避暑录话》中记载：“宣和后，此药（圣散子）盛行于京师，太学诸生信之尤笃，杀人无数。”说的是苏轼广告打得太好，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后的北宋宣和年间，“圣散子”依然名盛于京城，当时的太学生们因为崇拜苏轼，因此“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”，对“圣散子”推崇备至，因为乱服“圣散子”而丧命的人不可胜数。
可是直到南宋时期，“圣散子”依然被有的人奉为神药。不过当时的医学家陈无择却在《三因方》中提到了一件往事：“（圣散子）因东坡作序，天下通行。辛未年，永嘉瘟疫，（用此方）被害者不可胜数。”明朝学者俞弁在《续医说》中也提到过一件往事，说的是明朝弘治癸丑年（1493），吴中疫疠流行，当地的县令孙磐病急乱投医，让郎中整理“圣散子”方，刊印之后大街小巷遍地张贴，让染疫的百姓按照药方抓药，结果病人服用了“圣散子”后，十无一生。
为何曾被苏轼信任的神药“圣散子”成了一剂“毒药”呢？后世医家曾经分析过：中医讲究辨证用药，黄州和杭州等地的瘟疫和后面三次瘟疫并不一样。陈无择在《三因方》之后也提到过：“今录（圣散子）以备疗寒疫用者，宜审究其寒瘟疫，无使偏奏也。”也就是说，“圣散子”对于治疗湿寒疾病是有疗效的。
而后来提到的这三次瘟疫，是因为燥热而引发的。俞弁在《续医说》中也说到过：“殊不知“圣散子”方中有附子、良姜、吴茱萸、豆蔻、麻黄、藿香等剂，皆性味燥热，反助火邪，不死何待？”病源本就是燥热，再服用燥热之药“圣散子”，就如同火上浇油。最后，俞弁感慨道：若不辨阴阳二症，一概施治，杀人利于刀剑。
苏轼推广“圣散子”的初衷是为了治病救人，后人因为将“圣散子”误当作包治百病的神药，因此在用药的时候不辨阴阳、寒热、虚实，最后出了大问题，苏轼和他的《圣散子序》也就成了被抨击的对象了。其实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在身体不适时，最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到医院检查，并在郎中的指导下通过药物辅助治疗。
话说回来，医学本来就不是苏轼的专长，他的本职工作也并不是医生，所以，尽管在医学的研究上还有不足，但这并不妨碍苏轼成为一位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。比如苏轼去世之后，他在杭州创办的“安乐坊”被北宋朝廷接管，当时的统治者对于苏轼的做法十分赞赏，并将安乐坊改名为“安济坊”，还将这种公立医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。
此外，后人还将苏轼记载的那些药方整理成为《苏学士方》，后来，人们又将《苏学士方》并入北宋科学家沈括编著的《内翰良方》，合编而成《苏沈良方》。清代文学家纪昀评价《苏沈良方》时说道：“宋世士大夫类通医理，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。”苏轼也许并不是一位出色的“医生”，更不是“药神”，但他在医学发展方面，也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文/邱俊霖
